据说平乐县城之的铜鼓岭上有一块明清时期的界碑——

　　当走出了观念，当走出了说教，当走出了自我，当走进了历史，当胸怀了人性，我们便会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获得一个崭新的想象空间，我们便会从平乐历史中发现：平乐南蛮，是一个文学叙述的宏大对象。

　　历史是一个背景，远近是我们观察、了解和体验选择的距离。文学会在读者和虚构中，要求我们把握住自己叙述的每一个对象。在这个叙述对象的意境里，我们看到了瘴气，看到了山冲，看到了桂江、看到了险滩，看到了森林，看到了山岭飞禽走兽，看到了古道，看到了船民，看到了瑶人，看到了混杂的族群，看到了雨后疯长的植被，看到季风来临后残败的草木，看到了古时生长的荔枝，看到了泛滥的洪水，看到了历史不同的面相，看到了战争的血腥，看到了历史中家乡的沧桑，看到了家乡中亲人的艰辛，看到了亲人中自己的血脉，看到了所有消失的一切幻象——所有这些意象，构成了我们本土文学中的奇异世界。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现实，竟然比我们的想象还要瑰丽多姿！

　　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举目皆是低层的弱势。在弱势的世界里，不管是历史还是现状，都是文学叙述的对象。悲悯是一种情怀，把情怀放进一个特定的历史和一个特定的世界，营造一个心理感觉的氛围，暂时忘记自己。特别是忘记那些在文字叙述中，有意无意间暗示他人过度关注自我琐碎的心理诉求。我们关注的历史背景越大，就可能越有生存空间，我们关注的社会越广泛，就可能越有聚集效应，我们关注的内容越真实，就可能越容易产生反响，我们关注的形象越有地方特色，就可能会越容易从千千万万的同行中把自己区别开来，我们倾注人性的感情越多，就可能越有现代价值。思想总是要求超越自我的，当我们还在自我中徘徊的时候，思想的光芒不会照进我们的家门。历史总是越走越远的，当我们看不到历史的时候，我们的思维生存的空间就会越来越狭窄。现实、历史和未来是相亲相伴的三姐妹，当我们没有看到笔下人物同她们的命运休戚相关时，我们总会感到孤独无援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无奈。文学创作者是否应该实践这样的理念：把孤独留给自己，把情怀献给他人。

　　记得著名作家马尔克斯说过：基于一个目睹的形象，萌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在作家自小生活的环境里，他从文学的角度，看到了一个在特定环境中，有着不同行为举止的男人或女人。这些目睹形象之中的心理特征下，地方风情下，地方文化下，地方历史下，地方社会下，加上作者生活体验之下，人性观念之下，民族理想思考之下，这就构成了一篇篇以特定形象人物命运为叙述对象的文学作品。我们的地方风情是什么？岭南之下的喀斯特地貌的桂江山水，古时的热带，现在的亚热带，潮湿、炎热、雨汛等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意象。地方文化下的庙会、圩日、戏曲、游苑、方言等表达内容和方式。地方历史下的民族之战、流官、瘴气、运动、内斗等真实故事情节。地方社会下的族类迁居、群落结构、生产特征、红白婚丧、传统宗族信仰等社会人文元素符号。

　　鲁迅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基于人物形象的观念启发：一个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孔已已。我们不必穿着长衫有意把自己与同胞区别开来。我们要从自己文学叙述对象中，看到一颗诚朴、善良的心地。我们要通过叙述中的语境世界，形象而艺术地告诉大家，一颗质朴的心，是怎样的生活，是怎样的悲欢，是怎样的扭曲，让大家透过某类人的曲折命运，看到历史是怎样的融合，社会是怎样的走向。有时，不管我们如何重视理想，但须知理想总是构建在历史和现实之上。在我们没有把历史和现实的人物作为文学的主要叙述对象之前，理想就会成为彻头彻尾的理想，就会变成愚弄我们的感情而没有血肉的理想。上一辈的平乐本土作家翟展奇先生的创作经历，为我们提供了某种范例：小人物中的大世界。不过，至今还没有谁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告诉我们：文学中的平乐本土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总感觉，平乐历史的价值，应首先体现在它的文学上，而不是文史资源、旅游文化产业、摄影艺术和网络文化。因为文学完全是一个可以随时随地作为个体理想化的传统表达模式，任何本土的历史内容都可以在不经意间成为它的叙述对象。平乐历史本身是一部传奇的历史，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这些素材特质，就是文学最易于表达的东西，是一个可以凭借文字进行想象的奇异世界。当然，神秘之下自有历史背景，自有环境因素。如果我们把某个人的命运放到这样的神奇历史背景里，效果会怎样呢？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讨与创作实践。好在文学本身是可以虚构存在，那么这种想象的语言艺术，就会使我们很多文学爱好者得心应手。

　　我们平乐热线所说的东西可能是一厢情愿。前几年，我们了解到，广西很多地方文学突然发难，成为广西文学的生力军，主要是这些地方的创作者，立足以本土特殊的历史文化土壤，并把之作为人物形象叙述的广阔背景。广西都安的“土司历史”背景，成了那个地方文学创作的主要文化信息符号。世界文学有一个普遍的现象：超过半数以上的著名作家，都因把自己的家乡作为创作背景而出名。我们总结出：地方是文化特色基础，生活是消解文化介体。不管我们是否在乎名声，但只要我们还有创作热情的话，就应遵循这样一条屡见不鲜的创作规律。这个道理就是基于一个目睹的环境形象。要是我们没有熟悉的目睹形象，我们创作的态度就可能存在问题。这个基于目睹的形象，应在我们最熟悉的环境里以及最无视的本土历史特色当中！我们忽视了历史，历史也会忽视我们，我们忘记了大众，大众也会忘记我们。历史、现实和思想，应构成我们知识的三维空间。

　　平乐南蛮族落是怎样的一个文学叙述对象？是平乐瑶人的历史？是平乐壮人的历史？是平乐船上人的历史？是本土所有族类的历史？在我们的理解当中，文学创作应遵循某种古朴的真实。可能以前，有关我们所接触和了解到的历史都或多或少存在是是非非的争议，如果我们有心的话，不妨再深入一下生活，想法换一种视角和姿态，看看我们原来熟悉环境中的人或事，是否不一样。文学创新需要这样的精神与勇气，时代也需要这样的创作实践者。

　　邓小平说过这样的话：人因观念死，人也因观念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