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乐桂江二桥。

　　【正文】平乐桂江文明还有几颗在闪烁?

　　我一直想把这个话题说得更透彻，当要下笔时，觉得不容易，只好把手从键盘上挪开。我这个想法是在了解对比了其它地域的江河文明过程中产生的。有时，回过头来看，我总感觉到，平乐人对桂江文明理解不够。误解容易导致误传误信，不说清楚如鲠在喉。

　　真正要解释“文明”这词语一般人不好懂。我们不妨用一个事例来说明一下。平乐人把榕津的廖炳坤喊成“地主”，而广西师大编制的文史资源称其为“商人”。“地主”一词本是传统性的，但经过文革定性洗礼后，变得恐怖了。“商人”一词不同，虽有新旧之分，但“商人”有人道的文化含义。文明不仅体现于用词的感情色彩之上，还体现于词语本身的历史作用及其对后世影响定义之中。

　　我的对比和发现或许不全面，但毕竟还是掌握了一定的材料，而且经过了一定的思考与对比。至于一些平乐人的误读，却有着很浓厚的地缘关系。这个地缘不是本土化的，是外来性的，即戴着外来的有色眼镜淡化面前的一切。所谓外来性，是指以外来人的眼光看待桂江文明。当然这个外来观点，也是经验性的，即用来外来文化成因寻找类似的模型。这种思维定势，欠缺思辨活力。从中，我们还看到了晚期外来平乐人的思维特点和文化心理。当然，更多的是对寓居地文化本身的隔膜。文化有其本质意义，如果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就会曲解文化的本义。要接近文化的本质，除了深入把好脉之外，毫无办法。在历史上，一些地域文化的改造，往往会由某些群体想当然地决定。文化的历史递进性多由此产生，但不一定能流传于世，就象中国的文革运动。我们须明白，不是所有的改造是错误的，也不是所有的改造不符合时代性。不过，文化的改造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至少得遵循几个最基本的规律。一是地域特色，二是民众期望，三是历史传承。这个话题，我们只有把平乐文化放在桂江文明的历史大背景环境之中才容易说清说透。

　　最早的桂江文明源头在哪里？

　　桂江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且是一个水域地理概念。桂江是同平乐地域中的漓、茶、荔等三江合在一起被世人认可的。茶江有过新旧石器早期人类的生活遗址，这些我们平乐人都了解了，在此不多说。其实，江河文明还有另外一种最具文化观念的表达方式，即民间文化。说它最具文化观念，是因为它是由不同时期不同的百姓共同参与的文化成果。大凡文化，有了广泛的民俗色彩，便有了群众基础。有了群众基础的文化，便会在市场中大放异彩。在不提倡以人为本的社会人文环境里，民间文化很难成为主流文化，百姓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更不能自由自在地把想法公诸于众。现在不同了。百姓有了更多自由的文化主张。民间文化的信息成了我们考量文化价值标准及其实现某种文化价值的一个价值取向。桂江新旧石器早期人类活动遗址的考古发现，佐证了我们桂江文明中一段传说的真实性。中国考古界作出的考古结论，比较客观、科学。这些考古发现与结论到底证实了桂江什么样的文明？就是史前的桂江文明是舜帝缔造。这也是桂江人文精神的源头。一个地方的文化宣传造势，必须有它的人文鼻祖。

　　长期以来，关于舜帝的争论，是广东和广西联手同湖南永州之争。这个地域文化品牌之争由来已久。广东联手广西，是有道理的。广东和广西同处于岭南相同的地域，而且桂江属于广东的珠江水系。中国早期的古籍，多以岭南同中原相区分。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江河作用十分突出，桂江便是中原进入岭南的黄金水道。广西的梧州，得名于古籍的仓吾美名，便历史性地肩负起了这项承托史前文明收集与整理的重任。我在《昭州传奇》中说了，我们平乐赞成舜帝崩于梧州之说。舜帝治水，从中原进入岭南，沿桂江下梧州。舜帝沿桂江到了梧州，不可能不到桂江起点的平乐。历史文化的争议好在哪里？湖南同两广文化之争，引来众多看热闹的专家学者，但很多专家学者却从感情上倾向于两广的说法，为何？因为舜帝是否到过岭南，还可能引来政治上的疆土之争。舜帝是华夏民族的祖先，他要是不来岭南，那么岭南的版图岂不成了外番之地了？周边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历史上就有这种论调。一般对疆域解释，普遍习惯于沿用早期的历史记载。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仓吾族的圣山在平乐和贺州交界之处。因为平乐早失去了地级行政职能，在文化资源的论争上，已经没有多少竞争底气了。

　　至今，桂林有舜庙，梧州有舜庙，平乐宋时有过，之后，在历次战争中，消失了。这个现象说明，唐宋之前，由于平乐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沿桂江居住的人，大都数是外来者。来往桂江的人们，基本上是匆匆过客。很多庙宇和学宫建于官府，是出于某种政治形势的需要，百姓参与的少，自然了解与传承就少。在战乱频繁的年代，前朝一些文化的消失，同后来者没有多少关系，无人想到要去了解它们，更少人想到要恢复或重建它们。更遑论还能感觉到这些东西关系到平乐的未来。平乐人不是抬头看天，就是低头看地，没想到朝前有天有地。基于这个原因，桂江文明的失落，就不可避免了。（下一节）